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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丹枫】1969年往事——“刮台风”(散文)

来源: 情感文章网 时间:2019-12-16 11:14:41

自然界的台风,是洋面上聚积的湿热空气大规模上升,周围低层空气趁势向中心流动,形成了空气大漩涡,能量的蓄积带来了狂风暴雨、大潮巨浪;台风来临前夕,总是丽日高照、风平浪静,莺歌燕舞、热气腾腾。在社会群体中,众多矛盾在“先礼”面前无所畏惧时,“后兵”则登堂入室。道高一尺,魔高一丈,量变引起质变,积蓄成“台风”横扫一切“牛鬼蛇神”。它在到来之前的情景倒与自然界有相似的异曲同工。不过,它的成因是人为的,往往很难预料何时在酝酿着暴风骤雨。

刚下农村,省、州、县、社几级政府都要求知青“政治建户”——也就是要用革命思想武装集体户。措施有大一二三四小一二三四里面还夹杂着ABCD,密密麻麻两大张。相比之下,我们从上海带过来的政治法宝,诸如早请示晚汇报、唱语录歌、背“老三篇”、贴革命标语等已经落伍。

光凭嘴巴已不能完全表达“三忠于四无限”的革命激情,只能调动周身的筋肉血脉才能显示出一颗无限忠诚的革命红心。能歌善舞的朝鲜族充分表现出本民族的才华,将“忠”字推广得高山流水千家万户一派震天动地:社员出工跳忠字舞,收工跳忠字舞,开会批判跳忠字舞,接亲送友也跳忠字舞……跳得好坏还是大寨评分的条件之一。因此,谁也不敢懈怠。

生产队推选妇女队长信淑来教跳舞,要求我们尽快学会,否则,不会跳舞岂不影响出工干活甚至探亲访友?舞倒是不复杂,双脚只要不停地走圆圈就行,主要是手上的功夫:或上升至头顶;或弯曲于胸口;或手心朝上向前伸直;或单臂斜举、腾出左手捧宝书……随着“拉索米拉索米来索、米米来道米来道、拉——拉拉、米拉米拉、拉——拉拉、米拉米拉”的重复旋律,不用一顿饭的工夫,准会。

但是,有几个调皮的知青,别人垂手他抬手;别人挺腰他下蹲。信淑跳得满头汗,这几个还说没学会。休息时有个人偏说漏了嘴:……多学几天吧,着什么急呀?跳舞总比干活轻松!我们几个年龄大一点的知青马上严肃起来:这是对贫下中农的革命态度吗?这是对毛主席的赤胆忠心吗?如此上纲上线,大家一声不吭,乖乖地跳会了忠字舞。

为了显示“政治建户”结“硕果”,出工不但跳忠字舞,还要增光添彩:由小朱打头举着大红旗;小潘双手端着毛主席像;后面有人扛着语录牌;其他人则一律手捧红宝书,整齐地唱着“世界是你们的,也是我们的,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……”一路雄纠纠气昂昂地穿家过户直奔田野,简直就是游行赶庙会。引得村里老奶奶们一大早就坐在碾子旁等我们出工。然而,我们往往顾了政治道具却忘了生产工具。打旗的、扛语录的、端主席像的,这几个人的工具一般由别人代劳,恰恰又是最容易忘了的。末了,还得从田间跑回来取,致使大寨评分时扣了工分。于是,谁也不愿意打旗端像扛牌。这支红色的队伍没到个把月就偃旗息鼓,忠字舞也随着农忙花谢水流。

为了坚持“政治建户”,县里召开知青会交流经验。记得有一个集体户讲用时说:为了统一“是政治学习重要还是吃饭睡觉重要”这一问题,竞然不吃饭不睡觉地争论到凌晨五点钟;还有一个集体户讲用时说:知青身上有没有蚤子是检验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,因而,堂而皇之将蚤子誉为革命虫。军分区有个参谋也来即兴发言:……丽日高照着明镜似的水田,知识青年与贫下中农在挑秧插稻战天斗地,热火朝天的劳动号子深深地打动着我的心灵……突然,一丝邪音渗透进了这革命的氛围中,是那样的刺耳那样的不谐调。再仔细一听,原来是个别知青在田间唱着“洪湖水浪呀么浪打浪”这样的靡靡之音……同志们,可不能放松警惕哪,知青反修防修任重道远哪!

正当我们对参谋的敏锐政治嗅觉和热情洋溢的文采表示敬佩时,不出一个月,便传来他因和文工团女演员有生活作风问题被撤了军职,转业回了农村。一时叫我们大惑不解。

实际上,插秧大会战哪有参谋描述的这般诗情画意?本来延边六月份插秧是风调雨顺的最好季节。极左思潮也不知从何处“引经据典”,硬要批判“插六月秧”,硬是要提前“插五月秧”。如此,水田里的施肥、耙地、平田、筑埂等活计在四月末都得干完。四月份的延边还常飘雪花。凌晨三点起床去田里干活,水面上还结着薄冰。平完地的水田又不允许穿套鞋,也没像当地人那样在腿肚子上缠块塑料布。激棱着伸腿下水将薄冰破开的一瞬间,牙关往往要咬多少下才下得了决心!不知有多少人为此得了关节炎、落下了终身的妇女病?

言归正传。开完知青会,自然要在集体户进行贯彻落实。因此,学习讲用成了每晚的惯例。大家围坐在炕上轮流罗列着“鸡毛蒜皮”,加油添醋地“狠斗私字一闪念”,才算完成任务。没什么可说的了,便读红宝书。反正要凑满两小时。白天劳累夜晚煎熬,小董是磕睡最勤的一个,鼾声干扰着旁人的“虔诚”,引来了不磕睡的责怪声。小董却嘟嘟嚷嚷地不服。

小李提高了嗓门:瞌睡还不服气,这是什么学习态度?侬要好好向毛主席请罪(认错)!

小董站起身来大声喊道:哎哟,侬以为讲迭个闲话我就会吓死侬啊?做梦!动勿动要拿毛主席来吓人,毛主席是侬个阿爸……

听他一派胡言乱语,大家厉声制止:反动!神经病!勿要命了……

政治学习也就不欢而散。

这些虚假的宣传、理想主义的教育与知青的思想实际离题万里。千百万热血青年投身于广阔天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,何曾尝到过“乐”趣?而是不断在吞咽“无穷”的苦果。那种要求解脱繁重的劳动、不能糊口的焦虑、背井离乡的思绪、城市文化的失落与乡村观念的冲突……这一切的一切,是一个中学生靠自己的力量能轻易战胜得了的吗?

于是,插队初期,“政治建户”结出了两个极端果:

有一类集体户,拥有岁数大一些的高中生,具备一定的生活准则,带着一批初中生在崎岖的路上选择着较为平坦的道走。

还有一类集体户,基本都是初中生,岁数小,在家时生活还要父母照料。正处在似是而非的年龄,他们的热情与奔放,勇敢与好斗,一旦得不到对症下药的引导,便会像一匹脱缰野马放荡不羁!谁也吃不准会做出什么愚蠢的事、闯出多大的祸来?

1969年夏天我到磨盘山看同学。在火车上结识了西河沿上海知青,只记得他叫小弟,长得明眸皓齿的,那年才十五岁,一路上亲热地称呼我“阿哥、阿哥”的。我问他为啥跑出来,他说是散散心;说自己的生产队在山里面,没有河的,这次在延吉痛痛快快地游了泳;又淘淘不绝地告诉我他原来是体校游泳队的,又擅长跳水,水花压得让教练都叫好。要不是碰到文化大革命,说不定现在进市队成专业跳水运动员了。不信,下次有机会跳给你看。我说:图们市里就有游泳池,有机会看你跳水。

这时,有一帮流里流气的上海知青过来问图们市里有熟人吗?小弟马上站起来搭腔,我拉他坐下来。我对这帮“流子”连声说不晓得不晓得,随后借口问小弟其他事便把话题叉开。见我们冷淡,“流子”们撇撇嘴走开了。我便教导小弟:不要与这些人随便搭讪,吃亏上当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小弟十分认真地点着头。

四年以后,我有机会来到小弟所在的公社。向管知青的干部打听,对方说:几次招工都没有这个人,可能还在队里。我想小弟一定长成了一个大人了。特地晚走一天,翻了两座山跑到小弟的集体户。集体户只留下两个女同学,可能是刚打完场,蓬头垢面的坐在我的面前,上下打量着我,觉得奇怪:侬要寻小弟?老里八早就死脱了……见那神情,仿佛我是在打听一个古老的传说。

怎么可能呢?那活泼泼的形象竟然在四年前就离开了人世?

两个女同学互相补充着告诉我:也就是在我认识小弟的那年深秋。

他们队里一年到头吃杂粮。秋收后,在仅有的几块水田上收来的稻米分给了集体户一麻袋。吃惯了大米的上海知青将近年把没有吃到大米饭了,就着酸白菜,每人都馋馋地吃了两三大碗。

男生吃完了余兴还未尽,话题自然是大米饭。

集体户人称“大头”的拍拍肚皮说:再来一碗也装得下。

小弟应和道:大米饭有多少我能吃多少。

“大头”挖苦说:小牛皮,吹牛也不打打草稿,吹到侬“阿爸”头浪来了!

小弟跳了起来:神气啥啊?侬也不就是头大点嘛?

“大头”一把抓住小弟:小赤佬,侬骨头痒?

小弟也不甘示弱,飞红着脸吵了起来。幸亏大家劝开,各自回房无事。

也不知道半夜什么时候,男生敲门要胃病药。我们女生说:明天再来拿。男生说:再拖,要出人性命了!女生才从炕上爬起来。

见小弟脸色碧绿倒扑在炕上一动不动,将苇子编的新炕席抓破了两只洞,满手是血。我们汗毛孔都竖起来了!另一间屋子的“大头”上气不接下气地呻吟着。男生说:听“大头”讲他们两人相互不服气,半夜起来自己做大米饭,打赌谁吃得多。一大锅饭只剩没多少了!有两个男生张罗着给小弟吃胃药,可是灌也灌不进去。

女同学马上去喊人。待村里的老人仔细瞧了小弟,大吃一惊:不得了,不得了,咽气了!这一说把集体户男女同学吓得全退到了女生房间里,不敢出来。

支书、队长套了牛车,用手电筒照着山路,第二天早上才将二人送到公社卫生院。算“大头”命大,当天就出院了,但是好长时间住在邻村集体户不敢回来;小弟可惨了,摆在了卫生院的停尸间里……最惨的要算小弟的父亲,火车、汽车的坐了五天才从上海赶来,连哭的功夫都没有,四处找木板、钉棺材,听说小弟浑身已经发黑了,要马上埋掉的。当地人不是不帮忙,都很忌讳替小孩办丧事。我们不迷信,可那时人小,躲在屋子里,只敢从窗口望着小弟的父亲钉棺材:敲一记,喊一声小弟,敲一记,喊一声小弟,吓得我们看也不敢看了。现在想想给自己的儿子钉棺材,真作孽……我问:小弟的坟在什么地方?她们指着身后:只知道在山上,不知道是哪一座。

我出门上了山,东转西转的也见不到有什么坟地。也许,小弟的坟长年无人添土,夷为平地了吧?想起小弟曾经充满朝气地对我说:我压的水花教练都讲好,有机会我跳给你看、我跳给你看、跳给你看……声音回荡在我的耳际,叫我不忍心离去……

我的弟妹们——初中生同学,倘若你们能大几岁,像我们高中生一般,就极少会干这样的蠢事。你们实在还没到自觉自律的年龄。当我们遇到生活上的困难:缺粮无菜,无钱买盐买酱时,也许在“政治建户”的精神里找不到答案,可以从种菜喂猪的实际中索取温饱和开支,将可怜的剩余时间奉献给自留地。但是,你们碰到生活上的难题时,极有可能走不劳而获的“捷径”。

我认识的不少初中生,刚来农村时干什么事体都是凭兴趣。高兴时插秧神速、铲地飞快;不高兴时东游西荡、追鸡撵狗。自已动手总是辛苦,游手好闲总归容易。没有东西吃,便去偷社员的自留地。手指粗的黄瓜也啃,泛青的西红柿也摘。更有甚者,手持长杆扎束绳圈,像牧人套马一般,见鸡捉鸡见鸭捕鸭。然后至山边溪口,褪毛煮烤,吃完一抹嘴竟不露痕迹。久而久之,打狗杀猪也屡有所闻。当地村民有一次抬着被知青捅死的猪崽上公社告状,公社领导只能好言相劝,根本不敢处理上海知青,怕的就是违反“上山下乡”的政策。当地人与知青关系日趋紧张,集体户被当地人手持铁锹木棒围住要动武打斗的事件也频频告急。

在一些知青内部,游手好闲必然也会惹事生非。大多都是刚过发育的年龄,在无人管辖中男女之大防也弃之一旁。往往由本集体户的鬼混朝其他集体户漫延。有吃醋的,有插足的;有霸占的,有报仇的;有逃走的,有捉拿的;有老团伙的,有新结帮的……如此你争我斗、磨擦生火,持械打群架,此起彼伏。

面对如此局面,领导部门一时没了良策。知青是毛主席派来接受再教育的,若是该抓的就抓、该判的就判,你当地政府是怎么做的工作?怎么向伟大领袖交代?再说,知青问题毕竟是人民内部矛盾嘛。大家开动脑筋想办法:斗私批修的“政治建户”已经不起作用;由各大队来严厉打击又怕政策走样、矛盾激化;只能用知识青年管知识青年、尤其是上海知识青年管上海知识青年这一计策,倒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,万一走点样、过点头也无碍大局,把矛盾缩小到上海人的圈子内。于是,被称为“失足”的上海知青则由上海知青捉拿归案的处理样式名之曰“刮台风”。

在长时间的蓝天丽日、莺歌燕舞的理想主义教育失效之后,一场围剿“失足”知青的“台风”已经形成。

县委布置各公社,在行动之前,挑选一批表现好的上海知青作为行动骨干集中在公社里。对外统一说是举办知青学习班;内部则是排列名单、圈定重点,分片划块、各个击破。紧锣密鼓地制定着战略战术,一个来星期下来竟然没走漏风声。

一天傍晚。集体户小韦匆匆忙忙从公社赶来,把我们叫到一起。传达了公社党委对于“刮台风”的决定:全公社抽调的上海知青兵分十路统一行动,由我们及其他几个集体户共同派人去捉拿临近大队的两名上海知青。我们也想凑个热闹,便作为核心的外围组织参加了行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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